考纳斯的“回顾”——立陶宛考纳斯纤维艺术双年展考察报

考纳斯纤维艺术双年展,从1997年至今,已经举办了八届,是欧洲最重要的织物艺术大展。从最初的传统壁挂走来,展览的内容如今已超出了传统织物的范畴,今年更是融入了LED和智能光纤等高科技的媒介物,甚至加入了行为艺术的模式,在展示纤维领域最新科技成果的同时,也暗示着纤维艺术从观赏性向实验性发展的趋势,考纳斯纤维艺术双年展作为全球不多的织物艺术专项展览,宣示着纤维艺术已经作为当代艺术重要的一支,跳脱出传统的形式,走向了多元发展。

在我们身边的形形色色的事物中,人们总是串起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框架,来激发自身存在的感知。织物带有自然属性,又带着人世的温情,处理手法直接而又富于变化,这一特质决定了织物可以作为独立的对象登上当代艺术的舞台。而考纳斯纤维艺术双年展,立足艺术的形式,对纤维艺术进行讨论,以促进对当代艺术的思考,这一概念平台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将考纳斯双年展植入全球化的语境中,考察其把握媒介拓展、促进大众参与给欧洲艺术带来的改变,同时,从艺术家们的作品中找寻语言批判的力量,从而回溯历史、展望未来。

回顾作为一种策划

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是“回顾-演绎-展望”。就如磁带的倒带、播放和快进一般,整个大展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回顾、演绎、展望。而其中作品集中在“回顾”部分,这也是本届双年展的关键词,它又分成“回顾历史”、“回述个人的故事”以及“回溯未来”三部分的展览副主题。

为什么关键词是“回顾”,这是本届双年展始终在探讨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回顾”也可以解释为“重放、再放”,英文中的“re-”即有“再”的意思,就如磁带的倒带键所暗示的,是让人“再听一次”。放之于艺术作品,便是不仅让观者观看,也是再体验一次艺术家所经历的。艺术在此超出了“欣赏”的范畴,跨进“经历、体验”的领域。

当然这也仅仅是聚焦“回顾”的一个原因,磁带的倒回键可以让音乐重放,而对织物的编织并不能再来一次,相反对织物的“回顾”可能就是拆解,于是拆解成为了艺术的新手段。在当代艺术发展迅猛的今天,对织物艺术的态度也在更新,却极易迷失方向。双年展此时不是随大流提倡推波快进,而是提出“回顾”,警醒艺术家们应在同步趋进的同时,慢下脚步深刻思考。同时,这个“回顾”并非无目标的回看,而是再次回溯纤维艺术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个人生活与集体经验的语境下,审视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些相关问题,最终判断我们当下的选择及未来的发展道路。

无论展览的主题为何,艺术家的作品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部分。在本届双年展中,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既有立陶宛本土的艺术家,也有来自亚非欧各国、美洲大陆及澳洲的艺术家们,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境遇和思考角度,让双年展的作品所含更加充实丰富。

“回顾历史”部分主要展示了欧洲17世纪到20世纪的传统壁挂。同时也展示了在此影响下的20世纪以及本世纪的一些织物作品。

“回述个人的故事”部分是本次双年展的主体部分,包括来自43个国家超过300件作品及31个项目,旨在将织物理解为一种个人经验的暗示和概念的媒介物。这一部分包括参加竞赛的展览作品和特邀艺术家的作品。前者主要是一些年轻艺术家,是纤维艺术领域的新鲜血液。而特邀艺术家们的作品则代表了纤维艺术发展的主流方向,无疑是当今纤维艺术的中坚力量。

“回溯未来”部分注重实验性,以考古学的方式展示了织物领域的最新科学成果,如高科技的智能织物和各种传感交流装置的运用。

立陶宛本土艺术家丽娜-乔尼克的作品“西红柿系列”讲述了一系列个性化经历。艺术家强调西红柿的生活媒介的作用,借以考察活生生的使用者。展出分两部分,一部分以西红柿为主角,记录了由种子到摘下的生长过程,背景是灰暗的,只有西红柿在前景像一个演员般鲜亮可人。而在另一部分作品中,西红柿像一枚红色炸弹在画布一角炸开,让观者不禁低头细看自己的衣服上是否沾到了红色的污渍。艺术家用棉线缝制结合数码印刷,旨在突出西红柿的主角地位,花盆和西红柿丛用旧照片的效果表达,而作为主角的西红柿则是用棉线一针针缝制的,由于织物的手法所带有的厚度,西红柿仿佛蓬勃的活的生命,不仅是破土而出,更像是破画面而出。作品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西红柿在其中分别扮演着一种水果、热爱的事物、未知的生命、创造的材料以及故事的主角这些不同的角色,观众得以再体验一次西红柿与人循环相生的故事。

来自美国的华裔艺术家贝利-刘的作品《诱惑》源自中国红线的古老传说:红线连接着的两个人最终宿命地结合在一起。红线的传说显然来自中国“月老”的故事,但是艺术家淡化了“月老”的角色,而赋予红线以主宰者和联系人的双重身份。作品采用了数千个手工盘绕的红线圈,从美术馆的天顶上垂下,暗示着数千个命运的结合。每一个线圈,可能是单独的,也可能和另一个线圈相连,成为“一对”。红线圈是对年轮的暗示,每一根红线都讲述了一段凄美的传说,而中间的银针则代表了穿连的隐喻。《诱惑》在表现关于“连结”的一般经验的同时,还暗示了超越文化差异的希望。作为华裔艺术家,贝利-刘生有中国人的面庞,却生活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开放的国度,然而艺术家仍碰到文化差异问题。正如艺术家所说,她的灵感便来自她的根,用非传统的方式表达传统的主题,这无疑是一次回溯历史、追根寻源的尝试,在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个红线圈以回顾自己的故事的同时,也暗示了千千万万个和她一样的“国际人”的故事,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即便在全球文化语境促使人的文化身份越来越模糊的今天,他们仍试图找寻一种连结,一种回皈家园的连结。这些红色线圈规模庞大,气势惊人,散发着一种聚合的力量。

从回顾到演绎再到展望,展览囊括的艺术家和展品具有非常强烈的时间性,包括了历史上的珍品(洛桑壁挂双年展的借展藏品),今天的精品和代表了未来的实验品。回溯历史的目的,是让历史与今天在某一点上撞击、交锋,由此来激活某种新的意涵,于是,“历史”与“未来”在回溯中相通,而回溯的主体就是在场的鲜活的每个人。

社会变革的交织

当代艺术的任何重大事件都离不开它的社会背景,艺术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一战后德国“包豪斯”的创办开启了工业化设计的大门,二战后非博物馆艺术的蓬勃兴起标志着艺术从神圣的殿堂走到大众的身边,上世纪末后现代浪潮的勃发暗示了社会变革的转型,新世纪初环保和可持续概念的流行也潜入了艺术作品中。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必将直接或间接反映它所处的时代特征,本次双年展的展品也不例外。艺术史上不乏某些反映和激发社会变革的作品,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方向。我们在解读一件作品时,首先关注的,便是艺术品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如何?时至今日,艺术家关注的又是什么?我们或许能从展品本身窥出端倪。

台湾艺术家高原的作品《十二月》是布上的数字印刷合成照片,讲述了十二个母亲和十二个孩子,以及中国的十二生肖的故事。作品采用合成照片的形式,让所关注的对象以最清晰、最真实、最细腻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艺术家紧紧把握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她所找寻的模特的关系。艺术家在作品中,想探讨四种关系:

1、母子关系。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在家庭中成为“天之骄子”。然而,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状况,新生儿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并没有提高,于是孩子在家庭和社会中有了截然不同的地位。

2、图式关系。画面的构图和圆形的外轮廓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圣子像,圆形的构图暗示着宇宙的无穷,与西方圣像的相契合,并暗喻了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艺术家在创作中逐渐涉入中国当代社会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关系,来营造差异性的碰撞与交锋,指出今日中国所面对的价值问题和文化转向。母亲和孩子的表情安详和谐,暗示了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催眠与隐变的环境。

3、纹身关系。细看作品,能看到每一个婴儿身上有一个十二生肖的的纹身,暗示着人的性格,也预示着人的命运。高原选择用西方的符号方式表现生肖,由此暗示多元文化的繁杂的交织,文艺复兴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关联再一次体现。

4、人景关系。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有着特定的背景,由一系列的城市地标和生活环境组成,反映着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经过30年的迅速发展,中国的生活及社会环境在极大改善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多问题。中国的新生儿承受着幸福与不幸的双重影响,正如他们所处的现代环境一样。

南非的艺术家费欧娜-柯克伍德的作品《心的分离》探讨了关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问题。整件装置作品由一根悬挂的代表了时间线的头发辫子、一系列头发编织的数码印刷板和一部电影组成,暗示了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之间的复杂与微妙。位于装置中心的粗辫子代表着一个家族的时间线,其上的布牌,代表值得纪念的时间点,讲述着一系列关于家族时间节点的故事。这根粗壮的辫子不仅是多元文化结合的象征,也代表了对更新和循环的期待。艺术家用自己的头发作为身份的隐喻,暗示着她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的生活。将辫子像纪念柱般垂挂在作品的中心位置时,艺术家也是在树立一种对自己及整个家族历史的纪念。作品的色彩基调非常有南非族落的地域特色,再一次切合了多元文化这一主题。

多媒介的新叙事

乔布斯的逝世让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智能科技这一领域,我们不得不承认,乔布斯的苹果和几百年前那颗砸到牛顿头上的苹果一样,改变了世界。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艺术手段也变得越来越多样,织物艺术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也面临着不同媒介的开拓与新型媒介的进入。本次双年展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结合了多种手段,用高科技的数字技术强化传统的表达方式,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效果。

英国艺术家安斯莉-希拉德的作品《痕迹》是一组结合了声音的织物装置,在展现织物审美的同时,加入了复杂的数字化手法。视觉、触觉、听觉集合于一体,创造了一种多层次的感觉经验。织物上印刷的椅子来自一座老建筑,并用电脑软件放大处理。有趣的是,当第一眼看到作品时,会以为眼前垂挂下来的不是长片,而是柱体,手工编织呈现的曲斜反而让那些椅子有了一种体量感与真实感。作品的音效来自轻声低语的回音和钟鸣伴随着观众的脚步声和谈话声;静音也作为一种元素,正因为此,艺术家将作品描述为“听觉的织物”。

英国的詹妮斯-杰弗瑞斯和芭芭拉-莱恩在本次双年展中展出的作品是于2010年共同创作的《可穿的缺席》,运用了无线技术和生物传感技术这些最新的数字化交流技术,创造了一些结合人体与服饰的模型。作品展示了两套上衣组合,一套为男性设计一套为女性。它们由棉布、人造纤维及闪烁的LED灯组成。体温和呼吸传感器连接在女士背心下方,心率及皮肤电感应装置则安置在手套的手指部位。智能服装由64盏LED灯组成,藏在手工制作的衣服下面。一旦机关被触动,也即手臂开始运动,信息便开始滚动。静止的图像和视频均在个人数字助理(PDA)上呈现,这是藏在外衣口袋中的掌上电脑,也是控制作品视觉化影像的关键。这件作品已经在运动服装部门、流行服饰部门、医疗、卫生健康及福利部门有了广泛的应用。

生活的现场与参与

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参与”已经成为评价文化事件的重要指标。“微博”、Twitter、Facebook,这些时髦的虚拟交流工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足不出户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能够给出自己的评价,因特网上的字码不再只是单纯的信息,而成为我们谈论抨击的对象。艺术也是如此,自从上世纪非博物馆艺术诞生以来,随着“波普”文化的推广,“大众”逐渐从艺术的观赏者变为参与者,甚至是掌控者。这其中,消费社会的大众参与必将消耗艺术曾经的能量和实体。今天,我们已习惯说“艺术离不开大众”,然而“大众”究竟指谁?“大众文化”究竟应该是什么东西?艺术家究竟应该服务大众,还是指引大众?这可能才是今天的艺术家需迫切思考的问题。从双年展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反思与尝试。

挪威艺术家托尼娅-索里的作品《他消失在一团墨云中》颇具波普文化特质,用大众文化表现个性思考。艺术家用卡通的语言将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表达出来:惊愕、嚎叫、叹号、黑云、大眼睛、鲜花,当这些记忆披上迪斯尼人物黛丝的外衣,另一个故事便诞生了,观众或许能从这些熟悉的形象中找到共鸣。这组装置用钢架上壁挂的形式来表现,与传统的壁挂不同,将背面的线头也作为作品的一部分来表现,让观众直接参与到记忆与现场的躁动不安的复原中去。

加拿大艺术家艾米莉-布利森-达比修的《我的影子衣柜》是一件个性色彩强烈的作品。影子在这里不但作为可动的形式,同时也是叙事的主体。观众由于影子像小岛般投射到地板上,也参与到设计中来。设计的灵感来自加拿大的一幢老建筑,衣服的裁剪和拼接可以看成是对新的居住环境的再创造,通过观众的参与,这种再创造既包含个人性,又不乏大众性。这些影子衣服成为参与者在空间中暂时存在的见证。作品在赋予影子以物质性的同时,也把影子个性化了。影子所折射的个人,不仅是艺术家本人,更是参与作品的观众。艾米莉在赋予无形的东西以形体这一点上又进了一步: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暗示。正因为“回顾”本身非“还原”,所以艺术家才会选择用“衣服”来表现,“衣柜”则暗示着个人成长的历史。这里,影子衣服绝非华丽,而是质朴的,就像真实的生活一样。

中国艺术家王海元的作品《来自高原的风》颇具震撼性。他关注的不是今天发展中的中国,而是边缘的传统的中国,民族性强烈的中国。作品灵感来自于西藏的藏经旗,又叫做风马圣旗,艺术家用生纸、苎麻和丝绸制作这些10到60公分不等大小的菱形、矩形和方形旗帜,将它们分散地挂于草原高点之时,也在向人们传播着藏民们的信仰、生活以及文化。这件作品至今仍在草原之上,真正的参与者和观看者是高原牧民,展厅中的只是图片般的影子。

碎片、拆解与重生

美国建筑史家和评论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曾经说过:“现代建筑,是一部批判的历史。”之于建筑,我们可以说:“现代艺术,是一部批判的历史。”印象派的大师们颠覆传统对“所见”之理解,开始自由追求光色,后印象派三杰又不满于自然表现,开始表达自我的情感,毕加索的立体派绘画解构了传统绘画,达达主义又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蔑视一切艺术,安迪-沃霍用波普的印刷语言挑战达达,而激浪派的出现表达了艺术家对既定形式的否定。艺术的发展史本身就是流派之间的否定史,今天,这种批判仍在继续。艺术的形式多样,这决定了艺术家的语言是最犀利敏感的语言,艺术家的批判是最彻底深刻的批判。每一件艺术作品实际都是一次语言的批判,纵观双年展,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作品。

新西兰艺术家苏珊-乔希和马库斯-威廉姆斯合作的《山茶花》是于2010年创作的系列装置。在作品中,我们能看到抽象了的视线、亲吻、呼吸,它们通过黑白棉线以几何化表达。艺术家聚焦于一幕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场景,用纤维编织结合照片加以细腻表现。艺术家所追寻的,是一种“视”的眼光:母亲的目光温柔而细腻,父亲的目光炽热而严肃,女儿的目光天真富于幻想。同时也能从艺术家使用的材料看到“看”的介质的不同对“所见”的影响:母亲透过玻璃窗户看到的是略微扭曲的世界,父亲透过照相机看到的是放大限定的世界,女儿通过联想看到的是幻想却又是尺度最真实的世界。在这里,艺术家暗示在多种语境的背景下人们能够所见之丰,世界的精彩取决于人们的视角。

荷兰艺术家迪莱克-施华兹的系列作品讲述着一个漫长的故事,以反映现代生活。其中包括了日常生活、大众媒体和传统经验,记录了所有令她感动、惊奇、感兴趣的点点滴滴。艺术家乐于把完全不相干的东西组合在一个画面中,以表现世界的奇妙。作品通过个人化的体验,描绘了一个复杂纷繁的世界。艺术家在回顾事件的同时,将它们重组,再用各种颜色的棉线缝制到画布上。不同的手法、材料、色彩组合在一起,是奇怪而有趣的结合。这其中包括了艺术家于心、于手和观众于眼的回顾,这三种回顾也可以说是再创造,手工缝绣的线条和色块透露出艺术家的激情,彩线的交织带有童话般的色彩,同时亦是一种“慢生活”的节奏的暗示,提醒人们生活的精彩。

如果将考纳斯纤维艺术展放入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展览或多或少还是注重传统、呼唤传统的艺术聚会。其中,跨界的媒介应用,批判和反思性的作品锋芒,又暗示着双年展着力于新时代的转型与思考。语言的批判无疑是最好的利器,这也是在双年展同期组织一系列研讨会与讲座的核心。“回顾”既可引出多元文化碰撞的问题,又可将之置入历史的视域中来重新审视其纠结;既可带出个体记忆的温度,又可聚合而为时代转型的共同的历史追问。这也是展览主题定位于“倒回”的初衷,在历史回溯中寻找答案,在不同文明中、不同地域交流与碰撞中寻求方法,以探寻艺术在全球发展背景下的重塑与重建。